《後山》
香港是一個山城，不像內地也不像台灣，往年夏天去西安和朋友上了華山，從市區到華山要一個半小時車程，站在山頂向遠方望去，除了山還是山，「山遠天高煙水寒」我才知道正是指此意，想回市區真是難於登天，更難談下山馬上喝杯凍檸茶，吃個菠蘿包。
我自中學時就喜歡行山，大帽山、鳳凰山、大東山，香港最高的三座山我都留下過足跡，在山頂眺望遠方似乎把整個城市都踩在腳下，這是在香港行山才獨有的感覺，自然與城市似乎沒有距離。早年間，在香港行山大家都有一個習慣，就是不論早上、中午還是下午，大家在山上碰面都會約定俗成地說聲「早晨」，似乎一聲「早晨」能夠給正在上山或者下山的人一點力量，於是我也承傳了這個傳統。
談到香港總是離不開山，但若只能夠選一座山代表香港或許就是獅子山了。自小我就聽過獅子山精神，它似乎被用來形容香港人。而羅文的《獅子山下》我相信大多香港人都能夠唱上兩句，尤其是老一輩的香港人。「人生總有歡喜，難免亦常有淚。」這兩句歌詞總讓我聯想到蘇軾《水調歌頭》中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。」獅子山見證著香港由小漁村變成一個國際大都市，然而填海、興建樓宇，還是無法讓七百多萬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空間。近年偶爾會收到朋友決定離開香港的短訊「我決定離開了……。」確實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。
我自小住在香港，也沒有離開過葵青區。葵青區的樓價比起港島不算高，但作為普通家庭在應付生活開支後，還是負擔不起樓價。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寸金尺土的地方，三百呎的單位可以擠下一家五口。壓抑的空間讓我總想往外逃，沒有竹蜻蜓，也沒有任意門，但我也有屬於我的後山，不是獅子山而是城門水塘。
從家出發到城門水塘只需要三十分鐘，對城門水塘最初的印象就是「馬騮山」，因為山上猴子的數量很多。但它雖然距離家不遠，我卻一直沒有正眼瞧它，直到中學我參加了學校的長跑隊，而葵青區長跑比賽在城門水塘進行。我才因此和城門水塘建立了聯繫，並因為它認識了行山，愛上了行山。
每次練習跑在山道上沒有城市的喧鬧聲，耳邊偶爾傳來陌生人的一聲「加油」、「早晨」，疲累的身軀又有了一絲力量。練習過後，半小時就能下山回到城市，坐在荃灣或者梨木樹的茶餐廳裡點上一杯凍檸茶，吃上一個菠蘿包。那時候我和同學都沒有多少零用錢，跑步後的凍檸茶，談著學校某個高中師姐與年輕女老師，腦海中的臆想，加上運動後分泌的多巴胺，五個人一個沙發卡位，再嘈雜的茶餐廳中彷如進入無人之境，置身於太空中俯視地球。
自此之後，城門水塘成為我的「後山」，除了練習的日子外，我偶爾也會自己上山。城門水塘四通八達，連接沙田、荃灣，沿著水塘能夠上香港最高山「大帽山」。在二戰時屬於軍事要防，至今仍能在水塘看到不少戰時遺跡，如城門碉堡、戰壕。現在這些碉堡與戰壕沒了用處，就這樣荒廢在水塘成為遺址，或者偶爾會有猴子進去避雨。而我們也習慣了躲在二、三百呎的空間，築起自己的堡壘。在城門水塘裏我最喜歡的是「針山」，它不算高只有五百三十二米，但是最後的上山路彷如蛇形，迂迴而陡峭。在山頂我會找個位置坐下，看著水塘等待呼吸恢復平靜，那是最美的角度看城門水塘。家庭的壓抑與學業的煩惱，在那一刻成為遺址。
還記得每年中學學界長跑比賽後，我們和帶隊的老師會一起在山上燒烤，那是我們拼盡全力後最期待的活動。那時候山上的人和猴子似乎更能和睦相處，只要你不招惹它，它也不會打擾你。但遇到有人拿著食物在它們面前明目張膽地走過，它們還是會搶上一搶。彼此之間似乎有種默契，在各自的時空互不打擾，就如一家五口在三百呎的蝸居中分了三代，沒有房門分割卻各自默契的佔了六呎空間，互不打擾。
中學畢業後，我沒有繼續跑步，也少了上城門水塘。大學期間雖然遇到疫情但我還是選擇在學校住宿，那三年我才能跟從自己的節奏生活。後來因為實習我沒有選擇繼續住宿，而我也聽聞山上的猴子似乎更多，也更兇了。而葵青區長跑比賽因為安全問題也更換了比賽場地。它似乎正在被葵青區學校遺忘，或者不久的將來我到上水工作，搬離這裏後也會慢慢遺忘了。
記得疫情時似乎更多人愛上了行山，或許大家都被壓抑得太久了，無法出外旅行，然後突然想起我們也有山，於是爭相逃出壓抑的空間。但新一代的山友似乎沒有了説「早晨」的習慣，於是我也漸漸不再説「早晨」。
疫情結束了，香港這座山城會否又被遺忘？
